现状

30多年前现身,如今复埋地下。
“古船是在东海农村信用社那一带发现的,因为有一部分压在房子下等原因,当时没有继续发掘。”记者向泉州考古爱好者刘志成打探古船位置时,他如是介绍。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法石社区一带,却遍寻不到东海农村信用社。当地老者回忆,如今距发现法石古船已有30多年(知情人士介绍,具体时间是1976年),昔日的农村信用社早已搬迁,但古船应该就在“海丝路”附近。可是,没人能说出古船的具体位置。
记者找到真武庙管理人员黄聪辉,他带记者来到法石文兴宫一带(文兴宫供奉保生大帝),古船就在附近。
“去年5月开始动工,如今怕是难辨东西了。”黄聪辉穿过文兴宫前的石头走廊,指了指不远处黄土上插着的锦旗:“旗帜前这一片是以前的农村信用社,再往前就是古船遗迹的位置了。”
古船位于东海法石文兴宫庙旁的这片废墟里

发掘

挖水井发现古船板,清理出船尾四舱位。
今年60多岁的黄聪辉还记得当年挖掘过程,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
“很多人,估计都是考古人员,他们从海岸线开始挖,最初是挖水井,后面才发现类似船板的松木!”黄聪辉回忆,发现古船遗迹的信用社位于法石乡中部,北面临街,南临晋江,江边还筑石堤,填高加围墙而成,涨潮时江水还会漫上来。“涨潮时就无法作业,除非拦坝。”
记者通过当年参与挖掘的考古人士得知,1976年,位于泉州市东海公社法石大队的中国农业银行东海营业所(当地人称“信用社”)在挖掘水井时,发现类似船板的松木。泉州海交馆闻讯后,即派人前往现场察看,并对带回的木块进行分析,同时作进一步的调查,初步认为那是一艘古代遗留的船体残骸。
1981年春季和夏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两次派员前往实地考察。该所与泉州海交馆经过反复酝酿、准备,并报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决定联合试掘。试掘工作于1982年5月中旬开始,9月中旬结束。
试掘中,清理出古船后部的四个舱位,出土一些船舶构件和古代遗物,其中包括一些碎瓷器。由于船体的中部、前部压在农行东海营业所的主体建筑下,考古人员未再进一步挖掘。

认定

法石古船在南宋沉没,初步确定是福船船型。
过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泉州海交馆联合试掘组作了一份简报,初步探讨泉州法石古船。
整个试掘过程,共挖了四个探坑。古船为龙骨的尖底船,尾龙骨用松木制成,长1.97米,面宽26~38厘米。船体的底板为单层松木结构,搭接尚好。此外,还发现三道水密舱隔舱板残段。清理船舱时,还出土竹帆,在接近舱底处清理出少量陶瓷片和瓦片,一些木器件,以及果核和贝克等。考古人员称,当时在挖掘时,还发现明清时期用石块铺砌的码头遗迹。
专家发现靠近船底的一层是较为纯净的海泥沉积层,其中发现的陶瓷器全是南宋时期的产品,没有任何后世的掺杂物。在船舱出土的小口瓶,是南宋时晋江磁灶窑大量烧造的瓷器,此瓷器在泉州湾后渚港船舱也出土过,舱内出土的也都是南宋时期比较典型的泉州瓷器……这说明法石古船置于南宋文化层中,因此,这是一艘南宋时沉没的古船,其建造和使用亦大致是在这一时期。
从船体后部船底分析,结构大致与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相似。福船船底头尖削,利于劈浪,且吃水深,稳定性大,是古代远洋航行的优良船型。且从船后部四舱的情况推断,法石古船是有水密隔舱的多舱船舶。

价值

法石早年或是避风造船场所,证明宋代泉州造船技术高超。
为何古船会在法石出现?
考古人员介绍,法石由于其地枕山面江,历史上既是后渚港通往泉州城的中心集镇,又是兵家驻守设防的要冲之地。不远处即是文兴渡头,可泛海出国贸易,是一处天然的通商良港。
考古人士介绍,距法石不远的乌墨山沃,于1959年挖水渠时曾出土船板、缆绳,因而从地理位置看,法石早年可能是船只停泊避风或修造的场所。明清时期,泉州的海外交通形势虽日渐衰落,但法石仍不失为通海之埠,商船往来频繁,当地居民曾以家中筷子数目来譬喻船只桅杆之多。文献和史迹表明,法石在泉州海外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在这里发现古船并不偶然”。
专家称,法石古船是继泉州湾后渚海船出土后我国发现的又一艘宋代海船,也是海湾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它的发现和试掘,为研究南宋时泉州海外交通史、造船史、航海史及泉州湾地理变迁的情况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它对研究我国古代船舶结构的发展过程有重大意义。“虽然法石古船估计比后渚古船规模小,但其尺度却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所乘的船相当或稍大。”
从细节而言,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远洋货船残体,其舱位保存完好,已具有极为完善的水密隔舱结构。而在1982年试掘的泉州法石宋代古船中,同样发现水密隔舱结构。有专家认为,以上两艘古船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最迟于宋代,泉州所造海船已采用成熟的水密隔舱结构。

比比两大宋代古船 比比皆是宝

法石早年或是避风造船场所,证明宋代泉州造船技术高超。
为何古船会在法石出现?
考古人员介绍,法石由于其地枕山面江,历史上既是后渚港通往泉州城的中心集镇,又是兵家驻守设防的要冲之地。不远处即是文兴渡头,可泛海出国贸易,是一处天然的通商良港。
考古人士介绍,距法石不远的乌墨山沃,于1959年挖水渠时曾出土船板、缆绳,因而从地理位置看,法石早年可能是船只停泊避风或修造的场所。明清时期,泉州的海外交通形势虽日渐衰落,但法石仍不失为通海之埠,商船往来频繁,当地居民曾以家中筷子数目来譬喻船只桅杆之多。文献和史迹表明,法石在泉州海外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在这里发现古船并不偶然”。
专家称,法石古船是继泉州湾后渚海船出土后我国发现的又一艘宋代海船,也是海湾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它的发现和试掘,为研究南宋时泉州海外交通史、造船史、航海史及泉州湾地理变迁的情况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它对研究我国古代船舶结构的发展过程有重大意义。“虽然法石古船估计比后渚古船规模小,但其尺度却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所乘的船相当或稍大。”
从细节而言,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远洋货船残体,其舱位保存完好,已具有极为完善的水密隔舱结构。而在1982年试掘的泉州法石宋代古船中,同样发现水密隔舱结构。有专家认为,以上两艘古船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最迟于宋代,泉州所造海船已采用成熟的水密隔舱结构。

年代

泉州考古人士介绍,法石古船试掘中,不论是小口瓶,还是青瓷碗片,以及船舱内出土的2件小木桶,都是南宋时期的产物。从靠近船底的海泥沉积层发现的陶瓷器全是南宋时期的产品,没有任何后世的掺杂物。
依此种种,试掘组初步推断,这是一艘南宋时沉没的古船,其建造和使用也大致在这一时期。
当年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国清见证了试掘过程。他说,经鉴定,法石古船也是福船,但从清理出的古船后部的四个舱位来看,法石古船是单层板,应该走的是沿海线,而非远洋商船。
法石船是尖底船舶,船尾向上高起,由船尾部向船中部逐渐平阔,结构大致与后渚古船相似,且与史书记载相符。专家估计,法石古船可能是泉州当地建造的一艘海船。
至于年代,李国清介绍,法石古船也是宋代的,时间上或比后渚古船稍晚,但相去不远。
法石古船:稍晚于后渚古船,沿海航行海船
后渚古船:南宋古船,中型远洋商船
“宋代古船的发掘出土,确立了泉州宋元时期作为我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地位。”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王连茂说,泉州宋代古船出土后,海内外专家都震惊了,并形成一致的观点:“宋代古船体现当时世界最高超的造船技术,是全球最好的海船。”

文史价值

后渚古船:体现当时世界最高造船技术
法石古船在造型、结构、工艺和用材等方面,与后渚海船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泉州海交馆联合试掘组,认为法石古船具有重要文史价值,他们对其给出如是评价:
法石古船是继泉州湾后渚海船出土之后,我国又发现一艘宋代海船,也是海湾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它的发现和试掘,为研究南宋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史、造船史、航海史以及泉州湾地理变迁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它在结构方面与后渚古船不同的特色,展示了一幅需要探讨的船舶结构发展过程的图景,对研究古代船舶结构的发展过程有重要意义。
法石古船:
对研究古船发展史具重要意义
法石古船属有方龙骨的尖底造型,但与后渚海船相比,底部较为平缓,特别是尾部。法石古船底板虽为单层结构,但板厚达9.5厘米,而后渚古船底板则是由二重板叠合而成,两板的总厚度才12厘米。
尖底海船的船壳板弯曲弧度较大,多重板结构采用较薄的木板,建造时工艺比较容易,故法石古船以单层厚枋板建造,在技术工艺上的难度比后渚海船大些,反映了造船工艺上较为进步。
同时,法石古船的发现,也反映了南宋时的海船船壳不仅有多层板结构,也有单层板结构。

造船技艺

法石船工艺难度更大,反映南宋船壳结构多样化

船上文物

法石古船试掘时采集到32件陶瓷片,均是南宋时的产品,多数不可复原。曾在船舱出土的小口瓶,是南宋时晋江磁灶窑大量烧造的瓷器,此种瓷器在泉州湾后渚海船舱内出土过,在泉州府后山宋文化层以及其他一些宋遗址中也曾大量出现。
舱内出土的划花青瓷碗片,产地来自南宋时的同安汀溪窑和安溪桂瑶窑。小口瓶和划花青瓷都是南宋时期比较典型的泉州瓷器,这些瓷器在船壳板迭压的泥层中也有发现,说明法石古船置于南宋文化层中。
灯盏、碗、瓮、罐、网坠、小木桶、雕花木饰……此外,还有贝壳等本地江海生物。
因此,考古人士预测,若重新发掘法石古船,船内应该还有不少南宋瓷器。
除了南宋瓷器,还有木饰与江海生物
后渚古船船中的货物主要是香料和药物,并发现原来系在货物上的木牌签96件,还有铜钱504枚,最晚的为宋度宗咸淳七年所铸。后专家推断这艘古船应为东南亚返航的泉州商船。
法石古船以竹编作帆?
其实,后渚海船发掘时,在几个船舱中还出土有六角形竹编,当时有人认为是遮盖用的船篷,也有人认为是作为帆用的,但均没能确定。而在法石古船上,考古发现了较大面积的竹编,系之以绳索,从其厚度和叠迭状况看,应该是船上的竹帆残存,而不是作为遮盖用的竹篷。这种竹帆行驶时挂于桅上,停船时则折叠置于甲板上,用绳索牵引其升降。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述船有布帆与利篷,利篷是以竹席构成的。竹帆的发现,说明宋时不仅以布、篷作帆,还有以竹编作帆的,这就补充了文献的记载,提供了竹帆制法的证据。但这种竹帆能否经受强大的风力,专家称尚待探讨。

尺寸舱数

后渚古船稍大,舱数更多。
后渚古船有13舱,最大舱距1.84米,最小0.80米。经测量古船残长24.20米,宽9.15米,复原后这艘宋代古船的长为34米,宽为11米,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
而法石古船的舱距则较大,后部四舱中,舱距最大2.06米,最小1.66米。根据法石古船后部的船底板厚度和龙骨大小,考古人士粗略估计,法石船的长度估计在23米以上(载重量可能在120吨以上),比后渚古船的规模稍小,因而舱数可能也较少。至于复原后船体长和宽多大,目前尚未估测。
虽然船体规模上,法石石船预计会比后渚古船小,但它与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乘船相比稍大或相当。据考证,哥伦布1492年航行时所率领的三艘船长为19~24米。

构造对比

均使用水密隔舱,属难得实物资料。
两艘古船均使用了水密隔舱。这种船舶结构约始于唐,宋以后在海船中普遍使用。
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有13个的,也有8个的。后渚古船属于13个,而专家推测法石船可能是8个。
水密隔舱有颇多优越性:一是舱与舱分开,即使有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舱区,可提高抗沉性和安全性;二是船上分舱,装卸货物方便。后渚古船和法石古船,以及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的元代海船,都采用此结构。
海船使用水密隔舱,后渚和法石古船是较早且较具体的实例,两艘船都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法石港历史

昔日法石港,大船几多小船无数。
曾是出海通商必经之地,后经多年淤积河床上升变陆地。
东海法石埋着宋代古船,使市民再度聚焦法石这个曾经重要的港口。传说马可•波罗一行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起航的地点就在法石。
那么,曾经是海域的法石,后来是如何演变成矗立着大片房子的陆地?泉州法石社区文物组组长温太平讲述了史海钩沉。
宋元时期,刺桐港由周围众多支港组成,沿海诸港以石湖、法石港、后渚港为代表,沿海有航标,以六胜塔、关锁塔、四面观音塔为代表。
古时,法石北临街,南临晋江,历史上是后渚港通往泉州城的中心集镇,这里水道交通便捷,是一处天然的通商良港。法石古时有8个渡头:美山境1个、长春境2个、文兴境2个、圣殿境3个。而如今只余2个码头,即文兴渡头和美山渡头。
当时的法石港航海业和造船业非常发达,既是泉州本地人出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海外商客进行贸易交流的要道。温太平说,“《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描述当时法石附近海面‘大船几多艘,小船无数’的盛况”。
沧海桑田,昔日法石港辉煌不在,以前是浅滩,如今是陆地。
1982年试掘法石古船时,考古队发现,试掘的四个深坑的地层表明,法石自宋代以来,港道移位不大,江岸除了部分人为的填高以建造房屋外,大体依旧,只是原来港道较深,而后来经逐年淤积,河床上升,故退潮时江心出现浅滩。
考古队分析,自宋元以来,这一带一直是刺桐港船舶寄碇、装卸货物的重要口岸之一。试掘古船期间,考古队还在离试掘工地百余米处的江边,发现了一支花岗岩雕成的石碇,其出土地层与法石古船类似。据考证,这是宋元时期,船舶上的碇泊工具,系国内首次发现,填补了国内有关石碇实物的空白。

法石古船 先就地保护 两年后发掘

两大因素影响,短期内先就地保护
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泉州海交馆联合试掘法石古船,当时清理出船尾部的四个舱位后,因古船船头被压在建筑物下,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决定就地回填。时隔30余年后,古船长眠的土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矗立起的建筑已经一一消失,眼下这里已是一片平地。
是立马重新发掘,还是就地保护?思虑良久后,泉州文物部门初步决定:对法石古船所在范围加以就地保护。相关人士透露,当年试掘时,已详细掌握法石古船的方位、范围,但考虑到目前的保护条件尚不充分,且发掘需经层层审批至国家有关部门,因此决定短期内先采取就地保护方案。
拟两年后发掘,将集中展示古代沉船馆。
早在2009年,有关部门透露泉州海交馆拟在东海新区建新馆,按当时设想,新馆将建古船陈列馆。古船陈列馆将包括古代沉船馆、中国历代船模馆、锚碇具馆和实船展示场,是新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届时泉州湾宋代沉船等多艘古船将在这集中展示,泉州灿烂的造船史将震撼呈现。其中,后渚宋船也将从泉州开元寺“移”到新馆。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有关部门已在酝酿于新馆建成后对法石古船进行考古发掘,并把发掘出来的沉船修复后移到古代沉船馆。
昨日,记者从有关方面得知,法石古船有望两年后进行考古发掘。这也意味着,一旦新馆投入建设或建成后,法石古船有望重见天日,并经修复移至古代沉船馆加以保护。
法石文物调查,涉及面积25万平方米,1个月内完成。
法石社区拥有海印寺、真武庙、天妃宫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是泉州市“海丝文化泉州史迹”江口片项目申报世遗的备考点之一。而宋元时期,法石港“大船几多艘,小船无数”的盛况,昭示此地曾何等繁华。此次文物调查,考古人员将实地走访法石片区的老渔民、老年协会、渔政、方志办,以及从事航海、海洋地质钻探等一切与海打交道的单位和个人,同时查寻文献史料,力争全面掌握法石片区的文物文献。这些工作将为泉州湾水下考古奠定基础。

五问法石古船

后渚古船的发掘世人瞩目,而法石古船将怎样发掘?两船同是宋代古船,同是沉没、出土于港口附近,后渚古船的发掘和保护有哪些可供借鉴或反思之处?法石古船里可能还有什么重要文物?发掘后,古船所在地块如何“处置”?曾经拥有数个古渡口的法石片区,是否还有其他沉船?

1. 如何发掘

环境分析,经历咸淡水交替侵袭。
分析古沉船所处的具体环境,是为古船量身定制挖掘、保护计划绕不过去的程序。
比起后渚古船,法石古船的埋藏条件变化更大。泉州考古人士刘志成说,过去,晋江上游烧瓷业发达,附近山上的木柴被砍光,雨水冲刷下,山上的水土流失严重,淤积到晋江下游,“淤积的泥沙使晋江的江岸由北往南迁移,沉船经历沧海桑田,从水底移到晋江江边,又从江边向内陆迁移了10多米”。
在水底和岸边时期的法石古船,每天都要承受咸水和淡水的交替浸泡,涨潮时,海水涌入;退潮时,江水淹没。就在法石古船习惯了咸淡水的交替浸泡后,由于泥沙淤积,其所处的环境变成了陆地,浸泡船身的只剩下淡水。
技术要求,好比拆卸组装精密仪器。
原先沉睡在水下淤泥中千百年的古船,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对此,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国清对于非整体打捞古船时的水下分解船体、拆卸船板构件程序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编序:要妥当划分水下作业区和安排船板构件拆卸次序,做好构件编号序列。
2.拆卸:使用拆卸工具要平均用力,避免折断构件。
3.起吊:出水起吊时,要用金属框架衬托着起吊出水,避免构件断裂。
4.搬运:在搬运中,都要尽可能用坚实的衬板垫底进行移动。
5.保湿:船木构件发掘出水后,要自始至终防止船木的水分散失,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变形损失,比如采取薄膜包裹覆盖等,防止水分蒸发,必要时喷淋补充水分以保持船木出水前的饱水状况。
6.防腐:此外做好船木构件出水后的消毒防腐工作也很重要。
此外,在船木构件还没有进行保护处理前的存放过程中,保湿、防虫和防霉措施一个也不能少。
●后渚古船参考
每天撒特制水,保湿盐分。
刘志成介绍,后渚古船当时位于滩涂之下,由于海水浸泡,后渚古船的木材中吸收了海水盐分,出土后含盐木板会膨胀、开裂,当年古船进入开元寺并组装完毕前,每天都有专人分多次向船身各部位撒上添加防腐剂的淡水,以维持湿度,去除木板中的盐分。
分解搬运,出动多种人才。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王连茂回忆,1974年夏,后渚古船刚被发掘出来时,船板还很新,文物出土后不能长时间曝露在空气中,于是有关方面决定在泉州开元寺建馆保护古船。
后渚港距泉州开元寺约10公里,如何把体量巨大的后渚古船搬进开元寺?
专家们讨论后决定采用分解搬运的方式,文物专家、造船老师傅、搬运工人、老药公参加到了工程中,花了好多天,才把船分解、编号、搬运到泉州开元寺旧馆。
为了确保10公里的运输过程万无一失,“我们请了最好的搬运公司,公司老总还是当时的全国劳模。”王连茂说,“搬运公司特别是公司老总想了很多土办法,包括把较长的船板‘滚’到岸上装车,特地制作加长版平板车运输……”

2. 如何保护

材质分析,会发生不同程度侵蚀变化。
除了发掘工作之外,保护古船还有哪些难题?
李国清说:“从海洋环境发掘的古船木材,在海洋水底环境经历了长久岁月的自然力作用,木材材质受海底埋藏环境的生物、物理和化学作用发生不同程度侵蚀变化。”
古船木材除了木材的一些共性外,还有特异性。古船木的化学成分、细胞结构都发生变化,出土后如果任其自然干燥,木材将不可避免地萎缩变形。
此外,古船木富集了海水盐分和有害成分。发掘出来之后,这些成分一方面造成木材在空气中极不稳定,另一方面酸性基因和有害离子对木材产生持续性腐蚀作用。
在船木中还可检测到金属铁离子,它会使得船体木材外观颜色变成深褐色,促进木材的腐蚀。
脱盐干燥,运用高分子材料和超声波。
刘志成说,尽量让古船生活在与挖掘前相似的环境中,才能保护好文物。
李国清介绍,海洋古沉船的木构件含盐量高,可以采用去离子水浸泡等方式逐步去除船木所含盐分,并可辅助超声波手段促使盐分析出。
由于古船木中的化学成分、细胞结构发生变化,自然干燥脱水将严重损坏木材,这需要对船木组织填充水溶性高分子材料。
“目前有多种高分子材料可使用”,李国清说,经过填充和脱水定型的船木构件,还应进行表面封护处理,起到防潮稳定作用。
●后渚古船参考
高湿环境缓慢阴干,耗时四年。
李国清介绍,当时在分析后渚古船木的木材构成之后,考古人员对古船采用高湿环境中缓慢自然阴干法,进行脱水处理。“把复原组装的船体置于塑料薄膜密封大棚内,每天在地面撒水,保持相对湿度90%以上,使木材缓慢脱水,同时采取防腐措施”,李国清回忆,脱水过程持续了四年多,船木基本定型,“杉木船材定型效果最好,变形小,松木和樟木定型效果不理想,后渚古船主要木材正是杉木,所以整体较稳定”。

3. 有啥宝贝

废弃古船,还有珍贵文物吗?
法石古船于1982年试掘出古船尾部四个舱位,发现了南宋瓷器、陶片和竹帆等宝贝。那么,重新发掘后可能有哪些文物?
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国清说,从试掘情况分析,法石古船应是一艘废弃的古船,可能此前古船已经修补过。“当时已经清理出船尾约一半舱位,出土32件陶瓷片和一些木桶木饰,但估计没有其他什么宝物了”李国清对古船上的文物并不抱希望。
不过,考古人士刘志成并不这么认为。“后渚古船也是废船,船身还有部分缺损,但是它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它代表了宋代泉州造船技艺已是世界先进水平”,而法石古船一旦发掘出来,泉州将有两艘宋代古船,这在目前申请“海上丝绸之路”的八个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法石古船有其特殊价值,它与后渚古船在结构上的不同特色,对研究古代船舶结构的发展过程很有意义。况且,尚未完全发掘,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还有什么。
“也许还能发现宋元时期法石港贸易的一些珍贵文物呢。”刘志成猜想。

4. 还有沉船?

古船“存活”,需特殊条件。
悠悠千年岁月,法石早已变换数轮。那么,为何法石古船能存留至今,古船要在什么条件下方能留存下来?
刘志成曾亲历后渚古船和法石古船的发掘和试掘过程。他说,一般情况下,古船在水中更容易留存,若是在地下或海滩,也要在离地表较深的地底,“若是地表浅层,船体会被白蚁侵蚀,船很有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法石港曾辉煌,或有不少沉船。
基于法石宋代古船和法石港独特的历史地位以及宋元时期的法石曾是泉州造船基地等因素,部门和专家皆认为,法石片区极有可能还有其他沉船。
法石社区文物组组长温太平介绍,法石地处晋上溯溜石而抵泉州内港,下经虫寻埔而出岱屿门,可泛海贸蕃,是天然的通商良港,一度成为泉州湾最繁华的港口之一。
法石的圣殿,即真武庙,系宋时建造,为当时郡守的“祭海之所”,至今尚存留有明嘉靖年间的“吞海”石碑。临江的四面观音、圣殿等渡头,至今仍有宋时的渡头石塔构建的遗存。以前在挖地时还曾经常发现古代船舶的构件,以及宋元时期的生活用瓷残片。
“宋元明清以来,法石就是商港,来往贸易的船只多,肯定有不少沉船!”泉州文物部门一人士说。
法石乌墨山沃,曾是蒲守庚专用船澳。
“宋元时的法石有船坞,也就是造船厂、造船基地。”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陈鹏曾于1982年参与试掘法石古船,他撰文介绍:随着海外交通的昌隆,数百年来法石的航海、造船业历久不衰。
史料记载,宋末元初,阿拉伯人后裔、市舶司蒲寿庚在法石宝觉山上建有“望海楼”以望海舶。蒲守庚擅远航,是南宋末期的大海商,1274年平海寇有功,被授南宋福建招抚海都制使,法石附近的乌墨山沃(又作“澳”)是蒲守庚专用船澳。船澳即在“澳”底竖几排木桩,用横木架于其上,将船驶进“澳”内,然后抽掉“澳”中之水,船匠对漏船底部进行修补。
1959年,在距法石古船不远的乌墨山沃、鸡母沃,曾出土船板、绳缆,发现宋元造船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法石古船所在位置早年可能是船只停泊避风或修造的场所。

5. 地块处置

详尽考古调研,古船先就地保护。
若两年后再发掘,古船所在地块如何处置?
“我们将在房地产开发前,进行一次详尽的考古调研,全面摸清法石片区的文物!”泉州文物部门某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前往法石片区,除了实地走访已知的多个文物点外,还将地毯式调查,既查寻文献史料,又通过当地渔民、渔监,向航海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了解更为详尽的信息,做好先期调查,为未来水下考古做准备。对于法石古船的方位、范围,将就地保护,古船上暂不会兴建工程,以待两年后挖掘出土。

(全部文献资料及照片资料来源于泉州网,感谢东南早报张素萍记者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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